世纪好书 · 月榜｜《从旧制度到工业国》：20世纪视角下的德国工业化

  原标题：世纪好书 · 月榜｜《从旧制度到工业国》：20世纪视角下的德国工业化

  从18世纪到1914年，德国崛起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强国。最近一段时间是德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见证了德国成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重要力量。德国明斯特大学经济史学家理查德·H.蒂利与米夏埃尔·科普西迪斯的作品《从旧制度到工业国》，追溯了德国在这段时间的工业化工程，细致考察了德国向现代经济稳步的增长转型的决定因素。

  关于德国工业化，一种“大爆炸”式的解释认为，19世纪初普鲁士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决定性的，带领德国走向了现代经济增长。但《从旧制度到工业国》指出，这种解释过分关注国家规定的法律形式的制度，忽视了更有意义的行为改变。早在1800年之前许久，德国核心工业地区的结构转型，就已经在旧制度的条件下悄然开始了。因此，“德国工业化的百年之路，应该被理解为应对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而发生的渐进的制度演化”。这种制度变迁的长期渐进性，也导致工业化在德国各地呈现出高度差异化的区域格局。

  《从旧制度到工业国》的终章“结语：20世纪视角下的德国工业化”，综述了汇聚为现代化洪流的德国社会各面向的发展，探讨了经济起飞的所谓“德国模式”。我们全文摘编如下，供关心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读者参考。

  本书回顾了1914年以前德国长时段的经济发展。1914年是很久之前，我们不可避免会透过德国在那之后的经历，来看待本书考察的这个时间段：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重大的通货膨胀、两次战后复苏，以及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尽管经历了这些，到今天，就像在1914年一样，德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那么，德国的发展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是不是真的存在一种有别于其他几个国家的“德国模式”？

  在对德国工业发展进行分类时，史学界作了两个重要的尝试。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类型学，这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的概念：假设那些工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化先驱英国的国家具有“经济后发优势”。这似乎符合德国工业发展的某些结构特征：向更先进的国家学习；引进最新技术，重点是生产资料；大银行、大规模企业和卡特尔的主导地位；与英国工业革命的特点相比，这种结合带来了更快的增长，但经济自由度和竞争性却不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模式”受到了德国历史学家的青睐，因为它建立在两种流行的范式之上：经济学家的“增长”范式；以及历史学家有关德国发展的“特殊道路”（Sonderweg）争论。“特殊道路”暗示了经济的现代化，但却没有实现与“规范”（norm）相关的社会民主化，而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发展是“规范”的代表性范本［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谓的“双元革命”］。

  第二个分类尝试着重关注19世纪晚期，发现了一种“社团主义”（corporativist）的生产制度，该生产制度以重工业以及与科学有关的化学和电工技术工业中的大企业为基础，而这一些企业是为了与强大的游说团体和国家机关合作而组织起来的。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利益仍然具有政治重要性，有助于确保一种保护性的关税制度，保护“生产制度”免受外国竞争。这一制度渗透到形成“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关系网络中。“组织化资本主义”是一个由大企业、有组织的劳工和国家官僚机构组成的联盟，它们共同取代了决定生产和收入分配的市场过程和民主过程。

  虽然这两种类型学都准确地抓住了德国工业化的一些组成部分，但正如本书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得知它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主题。我们现在指出，这两种类型学的描述都仅仅是冰山一角。并没有单一的“德国模式”的工业化，而是存在好几种“德国模式”。下面的结束语会把我们的意思讲明白。

  德国工业化的起点，是基于出口的农村工业的发展和扩散，这是18世纪的显著特征。这种“原始工业化”最重要的包含但不限于纺织品，是一种区域现象，但影响了许多地区：莱茵兰和亚琛；克雷菲尔德；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这两个伍珀塔尔城镇；威斯特伐利亚北部的绍尔兰地区；威斯特伐利亚东部；萨克森的福格特兰、厄尔士山脉和开姆尼茨地区；下西里西亚；以及符腾堡。把这些地区算在一起，德国非农出口的大部分来自这些地区，它们显著减少了季节性的农村人口就业不足问题，由此带来的收入增长产生了更多的粮食需求，有助于促进农业扩张。

  至19世纪初，纺织业慢慢的变成了压倒性的最大的工业。在成功的工业中心，纺织业的扩张催生了重要的机械工程工业。18世纪德国的出口增长要快于估计的收入增长，我们大家可以通过一定的简化，把这一经验概括为“基于出口”的增长。很难说这是第二种“德国模式”，因为它只涵盖了一个阶段和一层关系；但它让我们距离令人满意的描述又近了一步。

  国家及其官僚机构，是塑造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发展的另一股力量。普鲁士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领导人动员新兴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来建立了一个后来慢慢的变有效的文职官僚机构。这一由国家发起的改革工具，是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霸权挑战的有效回应：促进相对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型，在非民主的条件下进行改革。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早期工业化不同的是，在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国，一个有能力但威权主义的“现代化官僚机构”，是变革的重要的条件。这是一个“不畏艰难”（heroic）的阶段，但这种官僚机构存在于德国的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有时还会被视为创业计划的敌人。对这种官僚机构尽管褒贬不一，但它已然成为“德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德国工业化的简短论述中，农业常常被忽视。在19世纪上半叶，几个维度都体现出农业是一种“增长因素”：首先，农业扩张足以养活一直增长的人口，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非农业劳动力的增长成为可能，而且，通过生产更便宜的食物，可以将更多收入用于其他需求（服装、家具、服务）；其次，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对国内生产的非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包括对铁制品的需求（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对铁制品的需求总和大约相当于对铁路的需求）——其最重要的来源或许是农业家庭。然而，农业的发展还没有达标，因为历史学家表明，农业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正在工业化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中心区域的需求。此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食品在家庭预算中的比重仍然很高。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为保护食品免受外国竞争，可能减缓了德国的工业化进程。

  更有前途的似乎是基于德国国内市场扩张的“斯密式增长”，这有助于促进地区专业化和实现分工的好处。随着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到来和结束，德国独立的邦国和边界的数量减少，这只是一个开始。当然，更重要的是关税同盟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改善，尤其是铁路网的扩张——这两者都是由商业和国家官僚倡议的罕见联盟所推动的。这里我们有了第二种“德国模式”，来对故事的一部分进行解释。

  18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增长往往超过了德国经济提供高于维持生计水平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地区差异加剧了这种就业不匹配，并导致了19世纪中叶三十多年的长期劳动力过剩。因此，考察这一时期的移民模式和实际工资的发展，表明了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 ）的“劳动力剩余”模型的相关性，特别是如果与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的证据相结合的话。在这一时期，投资水平的上升和重工业及相关行业的迅速增加（由“全能”银行提供资金，部分由“全能”银行组织），是否还证明了第三种刘易斯式的“德国模式”的增长？理由很充分；但是，熟练工人在那个时期的重工业增长综合体中的重要性，表明了一种二元性，这又提出了一些质疑。

  迄今为止，德国工业化的历史读起来有点像“没有王子的《王子复仇记》”：人力资本和技术变革。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蒸汽动力的普及和发展推动了德国工业的加速发展。蒸汽动力和煤炭，以及煤炭作为工业投入品和区位决定因素的特性，可以被视为一种“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GPT），有力地塑造了德国日益集中的新兴工业格局。由此，从通用技术演变出的创新浪潮带来了新的工业：以煤焦油、有机化学和重化工为基础的染料；以及机械工程，它催生了燃气发动机，进而产生了汽车等。

  在19世纪末，基于电力的新型通用技术的发展，使煤和蒸汽动力综合征相形见绌。这种新型通用技术创造了一种基于电气工程的新工业，并缓解甚至扭转了煤和蒸汽对工业选址的某些集中化效应。然而，技术变革始终离不开人力资本。当然，发明家和创新企业家本身就体现了人力资本。但是，他们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传播和推广，需要大量拥有模仿和应用新知识所需的人力资本的人。关于这一点，德国从其持续不断的发展的教育体系中获益匪浅——小学、中学和大学——正是这一点，也许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让德国在20世纪初跻身世界主要工业国之首。也许，人力资本和技术变革的综合征，才是最接近工业化的“德国模式”的东西。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点必须总结在内。其中之一是城市的迅速增加，即人口的城市化，这是1870—1914年间的标志。城市的迅速增加是上述变化的结果，但也对这些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集聚经济，如熟练劳动力的聚集，使得新知识的交流更容易，运输成本降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城市人口的集中也造成了交通拥堵、住房和卫生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刺激了政治抗议活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这也是国家支持的社会政策的开端，该政策很有可能会改善总体福利。至1914年，能够正常的看到城市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有所改善，他们大多支持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支持它对统治德国的因循守旧的权力结构的批评，支持它控制这种结构的尝试。这无疑是德国工业化模式的显著特征之一。

  最后，德国的工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1850—1914年间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全球扩张。这反映了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统治阶层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包括固定汇率制度。实行固定汇率制，实际上丧失了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权。全球环境对德国经济和人口的健康发展的影响有多重要，在1914年开始的所谓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中，变得显而易见。

  两位作者借鉴了大量晚近研究，将德国经济起飞的根源追溯到18世纪以前，强调了制度变革逐步重塑旧制度、刺激农业革命出现的作用，强调了行会转型以及出口导向的农村原始工业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了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区域集中性。本书对19世纪工业化的讨论，解释了国家官僚机构和普鲁士自由主义改革（包括关税同盟）作为塑造早期工业化的力量所起到的作用。本书说明了铁路体系的建设是怎么样影响重工业增长的，讨论了后者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两位作者接着强调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如何促进了技术借鉴和创新，并推动了向现代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转型，以及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伴随而来的人口转变。随着德国工业的增长，德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这也反映在本书关于德国对外商业和金融发展的论述之中。

  理查德·H.蒂利（Richard H. Tilly），德国明斯特大学经济社会史荣誉教授，长期担任该校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主任（1966—1997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新经济史学的重要倡导者，计量史学研究在德国的推广者。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稳步的增长、金融制度与企业史，对社会和区域史以及商业周期史等多个史学分支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八部论著中，《莱茵地区的金融机构和工业化：1815—1870年》（1966）以及《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国家与社会抗议》（1980）已被视为经典。

  米夏埃尔·科普西迪斯（Michael Kopsidis），莱布尼茨转型经济农业发展研究所农业市场部副主任。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史、农业发展、市场整合，以及转型经济学。在德国明斯特大学学习经济学，曾在该校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任蒂利的研究助理。博士论文题目是“1780—1880年威斯特伐利亚农业的市场整合与发展”。2008年开始在马丁路德大学法律和经济系任职，讲授经济社会史。德国经济学会经济史委员会委员。

  关于后来演变为现代德国的、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蒂利和科普西迪斯不仅阅读了大量二手资料，而且将这些文献整合为一种叙事。这一叙事将德国工业化与地理政治学、国家形成、公共政策和制度发展联系起来，穿越那些传统划分的时间阶段，一直追溯到18世纪。每一个经济史的参考书目都应该把这本书列在首位。

  德国在19世纪发展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之一。蒂利和科普西迪斯以大师的笔调，解释了德国经济和技术领导地位的崛起过程，从18世纪的农业和制度转型开始，一直讲述到19世纪末支持先进工业经济的独特金融机构的发展。本书论述清晰，富有创见，立足于扎实的研究文献和更广泛的资料来源。本书是进入德文和英文专业文献的一个理想入门通道，并将成为标准的英文参考资料。

  《从旧制度到工业国》并非只是重大事件的总结，它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尝试，试图为德国工业化提出一种新的、基于常识的研究路径……文献长期以来对铁、黑麦和大银行的关注被搁置一旁，以便腾出空间，对温饱型农业和原始工业展开广泛分析。两者都不再仅仅被视为市场导向的现代增长的先兆，而是其不可或缺的特征。这种家庭手工业不仅仅培育了更高的市场导向性，而且还在工资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维持了人口增长。

  这本书描述了从一个落后的内陆地区转变为先进工业经济体的迷人过程。在这部权威性的综述中，蒂利和科普西迪斯对构成工业化经济史的那些重要主题——包括不平衡增长、铁路建设与融资，以及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见解。本书很好吸收了晚近的研究，而本书两位作者也是这些研究的重要贡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