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问题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气氛下，以为领导的中国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就，又反过来鼓励了中国和全国人民改变过去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状态的信心，到1987年中国十三大，基本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一起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推动工业化和经济稳步的增长，实行四个全面发展：一是农轻重全面发展，二是各种经济成分全面发展，三是城市和乡村全面发展，四是“内向型”和“外向型”全面发展，由此中国工业化迸发出令全世界称奇的活力，取得了令世界赞叹的成就。

  这种工业化道路和相应体制的转变，虽然没改变工业化的外延型特点，但是却为改变这种外延型发展创造了条件，即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建立了买方市场。因为它导致了国营、私营和个体、乡镇企业、外资“四龙腾飞”；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并驾齐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一起发展的经济景观。此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最终消除了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约束，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没有这些，中国是不可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

  纵观此阶段的工业化转轨及其巨大成效，能够正常的看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党和政府始终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使得我国成为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认识误区，使得维护和完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成为党和政府的第一位任务，政治斗争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1978年以后，党和政府始终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松，千方百计实行改革开放，还有两个压力在起作用，一是对过去30年欠账（由于“左”倾错误，人民没解决温饱问题）的“还账压力”；二是开眼看世界后产生的“落后压力”，特别是东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出挑战，对中国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提出挑战。多次讲到：不能带来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我们宁肯不要。

  第二，改革带来的人民群众致富的巨大活力，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城市的“大锅饭”体制也束缚了职工。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给予了农民自由发展经济的巨大空间。过去30年没解决的“吃饭问题”，在短短的数年间就解决了，农民又开始了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其致富的动力是挡都挡不住的。同样，城市的改革也在两个方面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一是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允许集体经济完全自主经营和分配；二是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通过实行“责任制”和“放权让利”，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第三，长期短缺和持币待购造成的生活消费品严重短缺，形成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动力。由于改革开放前的高积累政策和长期折腾，人民生活长期没有改善，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都严重短缺，凭票供应和持币待购成为常态，甚至广大农民还不在国家定量供应的范围内。这种严重的短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庞大、广阔的卖方市场，特别是投资少、见效快、技术上的含金量不高的轻工业，产品几乎不愁没有销路，企业基本上没有竞争压力。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国有公司发展迅速、投资始终居高不下和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第四，对外开放形成的资金、技术流入和国外市场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巨大推动力。通过对外开放，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充分显示出来，发展空间扩大，同时，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也使我国得以利用外国的资源来加速自己的发展，大大缓解了长期存在的因资金、技术短缺所造成的发展瓶颈制约。

  1997年以来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三个时期，也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和形成阶段，此阶段至今还没有终结。其标志为经济发展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提出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表述，就是十六大报告所说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而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形成，是以国内告别“短缺时代”、转变为“买方市场”，国外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中国加入WTO为背景的。

  中国走上十六大最终确定新型工业化道路，绝不仅仅是主观认识的提高，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首先，国内市场从1996年开始，结束了自1949年以来就存在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的局面，从而使低水平和重复建设的外延型经济扩张失去了需求的支持。但是，这种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相对过剩又是结构性的，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新产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而简单的科技含量低的日用消费品则已经市场饱和，出现过度竞争，这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表现最明显。对于农民来说，发展非农产业所缺乏的主要不是资金、简单技术和产权明晰，而是市场。不管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多低（劳动力和土地等价格低），关键是这一些产品没有市场。要发展，就必须转变原来的数量扩张和水平扩张。

  第二，中国的经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地增长，总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2002年的GDP总量已达到102万亿人民币，人均接近1000美元。但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效益却不高，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样大的经济总量和这样多的人口，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若要再翻两番，按照过去20年的增长方式，资源、环境都将难以承受。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快速地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也都使得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是抓住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方兴未艾的机遇，不仅缩短技术差距，还可分享其带来的经济扩张和高利润，使我们国家的经济一箭双雕：既调整了结构、提高了效益，又实现了迅速增加。二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商品流动。中国加入WTO后，不仅取消了关税壁垒，也承诺逐步向外商开放非贸易性质的服务市场，不仅使过去依靠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的企业和产品受到竞争的压力，也使国内的服务行业受到竞争的压力；同时，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一直上升（相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不能再主要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因此，走以提高效益的内涵型发展道路不仅是外贸企业，也是全部企业的必由之路。

  第四，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小康水平的实现，中国人民已经走上富裕之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慢慢变得高。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服务业，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质量好坏的问题。因此人民对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要求慢慢的升高，“三无”产品、粗糙、低质的产品和劣质服务的市场越来越小，这也逼迫企业一定走规模型、效益型发展道路。

  正是在上述客观条件转变和要求下，从制定和实施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化道路的转轨问题就开始紧迫起来。尽管这样的一个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在90年代前期也提出过“两个转变”，但是客观的“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和贸易保护都使其难以贯彻。

  2001年3月，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十五”计划期间，要“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按原本结构和粗放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不仅产品没有市场，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今后五年要着力调整产业体系、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特别要把产业体系调整作为关键。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全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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